——以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的生存状况为个案

                                               陈潭  陆云球

摘  要：本文以皖南H县非正式宗教团体生存状况为个案，叙述了村庄宗教“非正式嵌入”和“蓄水式成长”的生存路径，诠释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团体相互博弈的底层图谱，反映了公共文化供给的不足与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时代张力。由此可见，农村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非正式嵌入；蓄水式成长；宗教传输镜像；新农村文化建设。

一、   思路与进路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依照苏联模式通过公共政策部分地解决了现代化所必需的正式组织要求，但不少政策却是限制真正利益团体与其他非正式团体的成长和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非正式组织都被视为 “非法”甚至“异端”而加以遏制、排斥和打击。在民主制嵌入中国乡村以后，村民自治走上村庄政治舞台，国家公权对乡村的影响逐渐减弱，乡村基层组织开始了非组织化进程。同时，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乡村社会本身也在发生着一定程度的裂变，比如宗族关系逐渐弱化、乡村“空巢”现象增加。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农村的宗教团体在一些乡村迅速成长。

外来的教会团体在进入乡村之后，必然会对乡村的内生秩序产生影响，目前这一问题也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可搜索的文献信息中，有的学者从冲突与适应的视角对鲁西南张庄村的宗教现状和生成机制做了描述和分析；有的学者对河南农村宗教活动对基层政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农村宗教活动兴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有的学者则以冀中地区为例，分析了转型期的宗教信仰变迁，认为家庭在宗教信仰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有的学者从农民的精神需求的角度探讨农村基督教的兴起，认为中国农村基督教的重兴既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 ，也源于现代基督教的个性魅力；有的则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乡村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现状及其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影响，认为乡村民间宗教作为传统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1］这些文献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为我们研究农村宗教问题提供了某种借鉴，但这些研究大多只是进行简单的现象描述，注重农村宗教组织的兴起对基层政权的影响，缺乏深层次、系统性的实证观察和过程研究。本文建立在我们两年多时间的据点观察基础上，以皖南H县为研究个案，避免了对乡村宗教进行简单的主观价值判断，客观地描述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团体博弈的底层图谱，从中抽象出当前乡村宗教兴起的某些共性，希冀能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思路性源点。

由于与正规教会存在或多或少的某种程度联系，我们把H县的诸多非正式宗教团体看作是正规教会在乡村的延伸。我们将没有正式的宗教活动场所（一般指正规的教堂）以及没有专门神职人员的宗教组织统称为非正式宗教团体。这些宗教团体没有权威性的正式规则，多以经文作为成员行为的指导法则，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践行经文的要求与其信仰程度成正相关。非正式宗教团体的成员相互间非常熟识，多为关系亲近的人员，其活动场所一般固定在某个成员的家庭，或者租用某一村民的房屋，亦被称为“家庭教会”。这种“家庭教会”在其成长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的过程性特征：

首先，基督教会在非正式嵌入进程中，缘于宗教传输载体，区域内生秩序以及宗教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出现了宗教三棱镜现象。H县教派分立状况并非源自天然，比如说发端于浸礼会等基督教会的不同派系，而只是信徒根据自己的信仰热情以及对宗教的自我理解而各自创办的组织，为了使宗教为村庄的居民所接受，宗教需要与村庄的内生秩序相融合，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本土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传教者的传输载体作用至关重要。由于个人对教义的理解不同，总会人为地对相关信息进行过滤，为己所用，最终的结果就是不同的宗教伦理导致不同的教派团体。

其次，进入村庄以后，H县众多非正式宗教团体的成长路径类似于一个“蓄水”的过程，各团体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在组织成长初期，受组织能力的限制，均关注于组织内部事务。这一时期各宗教团体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资源的争夺上。随着宗教团体的发展，各个团体也逐渐呈现出差异，有的逐渐壮大，而有的却慢慢地萎缩。由于村庄资源稀缺，当宗教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很难增加新的信徒。因而有实力的宗教团体采取各种手段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从而导致内部影响力的逐渐“外溢”。此时，各团体因实力不同，组织目标也日趋异化，各宗教团体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

最后，村庄中林立的教派处于一种合作性博弈关系，最终保持一种均衡的状态。由于乡村实际上是一种熟人社会，各个宗教团体都必须遵循村庄共同的伦理规范，率先违反规则的人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法规等外在规制的影响，各个宗教团体都不大可能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些非正式团体与正规的宗教组织或多或少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相互之间经常会共同举办一些活动，因而他们之间的博弈是合作型博弈。同时，由于各个宗教团体是根植于乡村的人情关系基础之上的，各教派都有自己的生存与活动空间，教派之间处于一种均衡状态。

二、非正式嵌入过程中的村庄宗教派系分化

嵌入性（embeddedness）是由经济人类学家波拉尼（K.Polanyi）首先提出的，用来表达和分析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格兰诺维特在波拉尼基础上将嵌入性概念具体化了，提出人类有目的的行动是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并把嵌入解构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两种形式用于分析经济生活的宏观与微观理论。进而提出，经济行为在内容和方式上很大程度受到其行为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其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欺骗嵌入在具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关系体制中。^[2]

基督教会在进入村庄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村庄的内生秩序产生一种“挤压效应”，造成村庄内生秩序发生某种变化；另一方面，影响也是相互的，基督教会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基督教会进入中国乡村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并非正式组织或行政权力的推动，我们将这样一种过程称之为宗教团体的“非正式嵌入”。由于非正式嵌入缺乏必要的约束与外在规制，进入村庄后的宗教团体在组织形态、伦理体系上很容易发生偏离，导致各种宗教团体层出不穷且派系分化。原本整齐划一的信仰碎片化了，严重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一村一派”的地步，从而呈现“宗教三棱镜”现象。

宗教团体的派系分化根源于宗教组织的创办者对宗教伦理的不同理解，或者被连续性地想象，或者被人为地扭曲。同时，宗教伦理本身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其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观念层面的教义伦理，即宗教经文，教义所明确或隐晦指涉的伦理，更多的是属于观念层面的东西；组织层面的制度伦理，这是联系教义伦理与信众行为规范的中介，它更多涉及的是组织运行和制度层面；信徒层面的实践伦理，它是宗教伦理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具体体现。^[3]在现实中这三者并不能够做到很好的衔接，往往出现脱节甚至相背离的情况，在H县炫瑞村的调查中，某教会的负责人这样描述了他们的行为规范：

案例访谈1

问：你们教会有没有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教会的成员都能够遵守吗？

答：大家诚心信神，肯定都会遵守的。

问：能具体说一下有哪些条例吗？就说一两条就行了。

答：具体说一下——，就是《圣经》，里面不是有十戒吗，我们听从主的告诫，感谢。

可以看出，在H县的非正式宗教团体中，制度伦理与教义伦理是合而为一的，而教义伦理在传输给信徒之前受到了人为的过滤，基督教的教义受到了类似于还原主义的分解，如下图1所示：

                                                      实践伦理

                                       制度伦理  

                               伦理A

教义伦理                     伦理B

                                 伦理C

                               图1   宗教三棱镜现象

由于受到社会三棱镜的影响，教义伦理被分解为A、B、C等多个部分，每一部分即为各个传教者所截取的部分，之后这部分伦理被人为地放大而成为一个体系，转变成教会组织的制度伦理，制度伦理在传授给信徒时，或者教义伦理直接传授给信徒时，又会受到信徒自身的过滤而成为各自的实践伦理。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教义伦理受到三重机制的过滤，即分解、放大、内化，每一次过滤都会使教义伦理受到认为的加工而与原初发生偏向，致使基督教教义伦理被分解，而传教者又依据自己认可的伦理体系传教布道，最终导致村庄教派林立。我们将从宗教的传输载体和生存环境两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1、盲人摸象心理：教义理解中的自我中心主义

任何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将其做为准则来衡量其它的事物，如同盲人摸象，尽管每个人所认知的都只是其中一部分，却习惯性的将其放大为一个整体，并为此而争论不休。在H县，“一些具有献身精神，有宗教热情的信徒，也凭着一本圣经，凭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开始形成教会团体”。^[9]

案例访谈2

在对H县各村基督教会负责人进行访谈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圣经的核心要义是什么，或者你觉得作为一名基督，第一要务是什么？”

A教会：作为一名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维护好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家人。

B教会：我认为传教是信徒第一要务，向所有人宣扬基督，让他们都听从主的召唤。

C教会：我觉得每天阅读圣经，做礼拜是第一要务，如果一个基督徒连这点都做不到，他的信仰就是不纯正的。

D教会：我认为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就是完成上帝赋予自己的事业，应当丢弃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比如说去教堂之类的，只要心诚就可以了

各个教会都极力表明自己观念的正确性而对其它教会所宣扬的理念表示不认可，“无论客观上还是主管上，这些团体都将自己界定为信仰者的传递。”^[10]盲人摸象心理的存在多与传教者本身的知识素养以及人格特征有关，如表1所示

                          表1   宗教组织类型

H县村庄中的宗教团体均为传教者所建，传教者的行为特征一般决定了教会组织的特性，在表1中，如果传教者的个性强度（我们将传教人员的个性特征，比如意志力等统称为个性强度）高，知识素养很低，则盲人摸象心理强度最高，可能衍生出叛逆型组织，即背离基督教教义伦理的组织，其极端状况就是宗教组织异化。若传教者个性强度与知识素养均很高，则可能衍生出继承性组织，这样的组织最接近正统，若传教者的个性强度较低，而知识素养很高，则可能衍生出温顺型组织，这样的组织中规中矩，管理最为便利。若传教者的个性强度与知识素养均较低，则可能衍生出懦弱型组织，这样的组织比较脆弱，缺乏凝聚力，随时都可能解散。

无论H县宗教团体属于哪种类型，都是由成员自愿组成的，“个人根据明确的选择而成为这些团体的成员，这种非常个人化的选择，在共同体及每一个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紧密的关系，”^[11]因而这些宗教团体也是一种“情感共同体”，情感维系的强弱与团体负责人紧密相关，由负责人所传播的宗教知识最终会演变成“权威性的集体记忆”，为团体成员所接受。

2、集体价值偏好的生成：精英权威的认同及熟人社会的观念牵引

罗兹·墨菲曾这样描述亚洲的乡村：人们几乎永远不会走出他人视听范围之外，因而很早就学会了适应环境，服从长辈和上级，为共同的利益一起劳动，习惯了实际上是在别人眼皮底下与他人亲密生活在一起^[12]。由于地域的限制以及来往的频繁，或者传统宗族关系的牵扯，村庄属于一种熟人社会，圈子内的人员相互了解并且熟识。费孝通先生这样描述中国的乡村社会：“西洋的社会有些象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13]

可以想象，村庄实际处于一种多中心格局，众多非正式群体都有各自的中心，这些群体不是天然分立的，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而是相互交织，关系错综复杂。每个群体以血缘或者情感联系为基础，成员之间相互的观念牵引力较强，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相识性。在与H县立新村村民A的交谈中可以看出这点：

案例访谈3

问：你信教吗？

答：怎么说呢，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目前我还没有入教。

问：如果有人劝你入教，你会答应吗？

答：这要看是谁了，如果是平时玩得比较好的，可能会答应。

很多情况下，村民入教并非缘于对神的信仰，而是群体内成员的观念牵引，大家相互感染而做出了一致性的选择。还有的则是出于对村庄精英人物的权威认同而入教。仝志辉、贺雪峰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影响力来源把村庄精英分为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治理精英是指掌握着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而非治理精英是指在村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在H县的调查中，由于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及党员不能入教的规定，治理精英对村民是否入教的决策影响不大，而非治理精英则能体现明显的带动性。不同群体内的精英引导人们进入不同的宗教团体，这种村庄的群际分化亦成为宗教团体派系分化的一个支撑因素。

3、“鸡头”与“凤尾”的取舍：派系分化背后的权力与利益

在问及农村中这些非正式宗教组织所存在的问题时，H县宗教局局长周美君这样告诉我们：“问题很多，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私设聚会点，这给管理带来困难，主要还是安全问题，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出了事可不是小问题，另外呢，也给不法分子以空隙。二是自封传道人，各占山头。其实说到底还是各利益问题，都想当老大，内部又相互诋毁。”

教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捐赠，包括个人以及组织的捐赠，在H县，由于当地经济水平的限制以及募捐的渠道不完善，教会获取资金的能力非常有限。教会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对教会有很大的陌生感或者不信任感，因此，这些教会主要依赖组织内成员的捐赠维持生存。

一个教会的经济能力与其成员数以及成员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在H县各村中，教会呈现明显的老龄化趋势，60岁以下的信徒都非常之少，青壮年人群多是处于生存的压力而无暇入教，也就是说村庄中真正掌握经济资源的这部分人群大多游离于宗教组织之外。为了扩展影响力，各个教会组织的竞争多是体现在对人员的争夺上，教会的人数与教会的经济能力成正比。同时，教会的经费一般由负责人直接掌管，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力度不够，相关人员从中渔利的机会与可能性较大。

除了经济利益的牵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心理也是造成派系分化的一大因素。一位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曾私下里这样说：“我们人数是不多，不过自由，没人管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这里好歹也是个头。”这种心理也是相关人员获取成就感与满足感的需要的直接反映。教会负责人期待在村庄中建立起自己的生存价值，希望通过教会组织的壮大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声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荣誉或许比经济上的利益更为诱人。

4、内生秩序的融合：基督教会的本土化转变

基督教会并不具备本土的文化血统，要想更容易为村民接受，需要进行本土化转变。转变过程中，村庄的差异亦会导致宗教组织的差异。村庄的内生秩序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人民公社是行政嵌入的典型，中国传统社会的村庄秩序则大多是内生的，内生的村庄秩序依赖于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14]

村庄内生秩序可以理解为本土孕育，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且为村庄内人员广泛认可与接受的一些风俗习惯、行为法则等，这些内生秩序基本上是约定成俗的。随着村庄对外联系的日益频繁，村庄的内生秩序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原生的规则正在被解构与重建。一般而言，村庄内生秩序比较稳固的区域，其传统性会更强，比如有的地域的宗族力量非常强大，村民处于一种紧密相关的联系之中。基督教会的伦理规则受地域内传统文化底蕴的支撑，在输入村庄内部时，必然会与村庄的内生秩序发生碰撞，碰撞的强度与外来的伦理规则的保守性以及村庄的“社区记忆”强度密切相关，如表2：

                         表2  宗教团体的本土化转变